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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市場的重要性與東西方大分流

      陳志武2022-03-28 17:30

      (圖源:IC Photo)

      【文明的坐標——人類與風險的博弈】

      陳志武/文

      對于16世紀或之后接受了加爾文新教的社會,商業的道德地位不再受到質疑??墒?,在其他文明中,商業的社會價值未必得到肯定,追逐“利潤”的商人可能還是遭到指責。在中國,經過春秋戰國樹立儒家后,抑商文化逐步形成,并在公元4世紀秦國的商鞅變法中成為王政:“夫農者寡而游食者眾,故其國貧危”(《商君書·農戰》)??鬃釉?,“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與孔子論述相反的,是18世紀美國政治哲學家潘恩的結論:“國與國之間因商業得以互惠,人與人之間亦然。通過這一點,商業把人類團結起來,建立和平的體系。商業……是直接的道德訓誡之外,迄今為止最有效的達致普世文明的手段”,

      在上述兩種截然相悖的結論之間,歷史經驗到底支持哪一方呢?前面談到,意外風險事件是人際暴力和群體戰爭的催化劑,而如果跨區商貿能進行,商人將物資從非災區運至災區,雪中送炭,緩和災害對個體、群體或國家的負面沖擊,那么,商業當然就有助于降低人類暴力,推動文明化,即使追逐利益最大化,也不應該在道義上遭到否定。

      大運河的意義

      大運河就是一個具體案例。這個從春秋戰國就開始修建的人工河網絡,到隋唐時期被南北聯通,成為四通八達的交通體系。雖然初衷是為漕運軍需以鞏固統治,但大運河也帶來意外收獲:客觀上將各地區連在一起,形成了跨區域的一體化商業市場。在鐵路和現代公路之前,水運容量大、成本低,十分有利于跨區“投機倒把”。宋之前商人奉行“千里不販糴”,長程運糧的成本會高得不合算,但是,在大運河網絡四通八達后,“千里販糴”變得有利可圖,“富商大賈,自江淮賤市粳稻,轉至京師,坐邀厚利“(《續資治通鑒長篇》卷六三)。早期,官府禁止私貨上運河,但運河那么多、距離那么長,禁令在操作上不完全可行。所以,隋唐大運河催生了“大運河經濟”,造就了多個唐宋以來的商業重鎮,包括臨清、聊城、濟寧、徐州、淮安、揚州、鎮江等。

      跨區商業網絡不只是帶來繁榮,在非常時期,如一地遭遇旱災等風險沖擊時,商販可從無災區低價進貨,批量運至災區,救濟災民。販運當然給商人以利潤,但其社會效果是救命,讓災民不至于靠暴力求生。這一結論可從清代于1826年逐步廢棄運河漕運所帶來的后果看出。曹一鳴和陳碩基于江蘇、安徽、河南、山東等575縣的數據分析發現:自1826年開始,運河沿線的商鎮逐步走向衰敗,人口密度漸漸下降,尤其是應對災害風險的能力顯著下降,也就是,跟運河廢棄之前相比,離運河越近的縣在之后發生的民變暴亂次數就上升越多,暴亂增幅在災害年份更加突出。也正是因為運河廢棄,蘇魯豫在旱災年份的饑民增多,等太平軍和捻軍到來時,眾多民眾揭竿而起,加入起義隊伍,否則,太平天國起義或許難以壯大到那種規模,也更不會持續那么多年。由此表明,在基于運河的跨區市場暢通時,當地人可隨時依靠市場平滑產出波動,而一旦失去作為避險手段的商業網絡,民眾被迫走投無路的頻率就會增加,社會秩序不再,暴力動亂就會上升。

      總之,孔子關于商業的積怨亂序論述似乎跟各社會的實際經歷不符,之前的批評忽視了商業市場的避險救濟價值,也疏忽了交易產生的互惠關系對暴力沖動的緩和作用。實證結果更支持康德、潘恩、斯密、孟德斯鳩等關于商業市場的社會價值之論述。

      海上絲路的多文明競爭

      大運河以及后來的鐵路把各地連到一起,形成國內一體化商業市場,海道則跨國界、跨大洲連結各國市場,建立全球化的統一交易體,在更廣地理范圍和更多人口間分散風險、配置資源,使風險分攤效果達到新高。那么,全球化商業網是如何發展出來的呢?是哪些力量在背后推動?近年熱議的海上絲綢之路就是經典案例,其推演發展不是任何人事先主動設計,卻也成為不同文明的競技場,凸顯各自特質。“海上絲路”指的是從廣州、泉州、寧波、揚州等中國港口可達的西太平洋、南太平洋、印度洋和阿拉伯海的海上商道,最早始于戰國時期的東海、南海沿線,由各越族漁民唱主角,到隋唐成為中國絲綢、海洋奇珍的貿易通道。在公元7世紀后期至8世紀初,阿拉伯穆斯林商人來到南海后,他們很快取代華商和東南亞商人,成為海上絲路的主角,包括定居廣州、泉州等口岸,安家立業,發揚光大。阿拉伯商人當道的局面持續近八百年,一直維持到16世紀初天主教葡萄牙人到來之時。當時的葡萄牙才一百余萬人口,但基于國家出資的模式和槍炮優勢,他們一來到印度洋、太平洋,就戰勝穆斯林商人,稱霸海道,不僅壟斷南亞香料貿易,而且武力維護其對海洋的主權,商船未經許可不可上海道。16世紀末,代表新教文明的荷蘭人初次來到印度洋、南太平洋,經過幾十年與葡萄牙人的較量,到17世紀中期奪得海上絲路的主導權。荷蘭人以私營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發行融資方式,也就是,以更大規模的集資與風險分攤模式,戰勝葡萄牙的王室經營模式(即國營模式)。再往后,新教英國人也以同樣方式來到海上絲路,并與荷蘭人一道主宰印度洋、太平洋和大西洋,建立起18、19世紀的全球海洋貿易網。

      從上面簡單勾畫的古代海上絲路歷史中看到,自阿拉伯穆斯林商人于7世紀末到來之后,代表儒家文明的華商基本不再主導海上絲路。也正因為此,中國在20世紀之前未能參與世界秩序規則的建立。這種格局和結果一方面是儒家文明源自中原農耕,依附陸地而生,對海洋幾無興趣,定都北方的漢族王朝鮮有主動激勵海洋商貿;另一方面,是因為儒家文明跟伊斯蘭文明、基督教文明的本質區別。首先,儒家文明是基于祖先崇拜,鼓勵“留守故土”、“落葉歸根”以及“父母在,不遠游”,而一神教文明督促信眾外出傳教,真正“四海為家”——“死于異鄉者,即為壯烈之死”(伊斯蘭教《圣訓》),或者“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基督教《新約·馬太福音》24:14);這種差別帶來極大的后果:華人不愿去五湖四海探險,更不輕易定居異國他鄉,即使到元朝時期,也主要是因朝代更迭才有少數華人逃亡東南亞,在阿拉伯、波斯、印度或東非都無“唐人街,到15世紀之前官方史料從沒提到過海外華僑社區;沒有華人居住海外,就無海外華商網絡,長距離外貿就做不出規模;相比之下,阿拉伯穆斯林早在7世紀就不顧生命危險前來廣州等,如斯達克說,“只有真正的唯一神,能通過宗教圣旨激發出超乎想象的創舉”,因傳教建立的穆斯林網絡成為阿拉伯商人自然的跨國貿易網,后來的葡萄牙人、荷蘭人因天主教、新教獲得四海為家的網絡。

      其次,在缺乏正式法治的古代,跨期融資及其他商業契約無法依靠法律得到保障,而必須尋找非正式的保障體系,哪個文明提供的跨期承諾保障體系越牢靠,哪個文明背景的海商就能實現規模融資、從事規模海貿。由于儒家的精力歷來集中在基于血緣組建家秩序,淡于建設超血緣的互信體系,華商的融資范圍和交易信用一般局限于宗族內部,規模難以做大。相比之下,雖然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并非因長距離貿易而立,但這些一神教通過嚴密組織和儀禮規范所建立的信仰共同體,為其信眾較好地解決了跨期承諾與跨期信任的挑戰,教友間的凝聚力是多神教和無宗教社會所難以比擬的,于是,穆斯林商人以及后來的新教商人能在血緣網絡之外進行貿易融資,獲得長期信用,從事大規模貿易。尤其是在這些宗教網絡支持下,不僅融資規模比基于宗族的信用安排具有優勢,而且風險分攤的范圍更加廣泛、分散,使阿拉伯商人、歐洲商人能承擔更多、更大的航海風險。

      金融驅動現代化和文明化

      既然荷蘭人推出的大眾資本市場在融資規模和風險分攤上具有如此優勢,這自然引出一些問題:一是為什么西歐能走出大眾金融市場之路,而其他文明則沒有?其次,金融何以提升風險應對力?尤其是,從婚姻、家庭、宗族、宗教到商業市場,都能提供一些事前避險和事后救急的作用,為什么還要金融市場?

      實際上除了利用社會關系解決互助之外,傳統社會還開發了像土地、房產、甚至妻妾和子女這樣的“避險資產”:在風險沖擊下求活路的關鍵時刻,還可以賣地、賣房、亦或賣妻賣女,但是,不管是基于婚姻家庭宗族,還是基于妻女去解決風險,這些都是以“人”或“人際關系”作為跨期交換的工具載體,不僅帶來人的工具化和人際關系的異化,而且交易成本太高,犧牲人際關系尤其親情關系的溫情面。雖然土地和房產是物而非人,所以作為避險載體并無人文代價,但其作為資產的流動性一般太低,而且越是災荒時期,這些資產和妻妾的價格會越低,使其保險價值大打折扣。此外,商品市場的救急價值是靠跨區域運貨實現,這跟金融靠跨期配置資源的方式實現避險與救急不同。因此,從非人格化、流動性、交易成本、跨期交換等多方面,金融提供了一系列更有效、也可以更精準的風險應對和資源共享手段。

      至于中西金融大分流,大約可以追溯到軸心時代,從那時起,中國和西方在實現人際合作的方式上就做出了根本不同的選擇:中國人選擇靠血緣家秩序,西方則選擇更多靠社會化合作,使無血緣關系的人也能互助。早在周朝初期,周公就著手建立禮制,選擇靠血緣家秩序解決人際風險互助和資源共享問題;之后,經過孔孟、漢代董仲舒等,不斷鞏固禮制,讓儒家成為官方正統,發展以血緣為本的狹義倫理秩序。在將近三千年里,哲人與士大夫的關注和創造力幾乎都用在禮制的建設與完善上,禮與法之間以禮當先,造成歷代法典重刑法和行政、輕商法和民法,把商事、民事留給民間特別是宗族去處理,無暇顧及超越血緣的商法制度建設,而那些正式制度又偏偏是外部金融市場發展的必要條件。于是,即使到19世紀洋務運動引進現代金融時,還因本土缺乏足夠可靠的契約執行體系,而使現代金融水土不服。

      而從軸心時代的古希臘開始,他們就更關注公共秩序(而非私家秩序)的建設。公元前8世紀起,逐步形成獨立的城邦,基于平民大會、參議院(貴族院)、法律和民選行政長官。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西方文明的開道者,朝著與孔孟完全不同的方向探尋建構人類社會的答案,將注意力集中在超越血親家族的公共事務、社會治理與政權制衡問題上。在古希臘文化于公元前6世紀傳播到古羅馬,羅馬共和國不僅沿襲其參議院、平民大會和行政長官的政體模式,而且到公元前3世紀,也模仿古希臘辦起私人銀行,由銀行家在陌生的存款方與借款方之間擔任中介的角色,實現陌生人之間的風險分攤、資源共享。在那個時期的羅馬,也出現了從陌生人募集資本的公共合伙公司及其有限責任股份,包括活躍的公眾股票市場,還有相當發達的保險市場。雖然各類金融市場在歐洲進入中世紀后被基本消失,到13世紀才重新恢復,尤其在16世紀新教改革后,加快了荷蘭、英國等加爾文新教國家發展,但在整個演化歷程中,陌生人之間通過金融交易實現人際合作的需要,不斷刺激歐洲社會改善相應的制度,包括契約法則、商業規序等市場制度及法治體系,以保證社會化風險分攤和資源合作的順利進行。特別是在基督教于公元4世紀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后,超越血緣的廣義道德秩序更是得到推進,為西方人走向社會化合作奠定更強的基礎。

      正是因為這樣,中國在海上絲路競爭中先讓位于阿拉伯穆斯林商人,后來也難跟新教荷蘭人和英國人競爭,也造就了18世紀后期工業革命以來的中西大分流。

      風險、福利與國家的起源

      經過軸心時代以來的努力,各主要文明因應對風險挑戰而被迫不斷演進,分別在幾類主要的化險方式——婚姻、家庭、宗族、宗教、商業與金融市場——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創舉,使許多社會在工業革命之前能勉強應對傳統風險(以自然風險為主)??墒?,隨著工業革命的深化、貿易體系和金融市場的不斷發達,也帶來一些全新風險:一方面工業化使人們離開農田,進入城市工廠和機關工作,而經濟周期引發的生產大起大落帶來失業風險,另一方面,更發達的金融和一體化的商業,意味著時常會出現金融危機和產業危機,這些新型風險威脅現代人的生活。也就是,雖然市場的發達解決了傳統風險的挑戰,卻也產生了頻率低但危害大的人造風險。諸如1929年金融危機及緊跟而來的大蕭條(1929-1941年),這種風險沖擊是前人沒經歷過的;這時,不僅金融和商品市場的救急賑災效果有限,而且連血親與教會網絡也“心有余,力不足”。于是,美國社會呼喚第四類避險救急機制——國家福利,就如茂斯(DavidMoss)的書名《當所有其他手段都失敗時,政府成為風險的最終管理者》所稱,這就是羅斯福新政的背景。在邏輯上,由于國家壟斷合法強制力(市場、教會和族親都沒有調動強制力的權力),它可利用征稅等手段在不同群體間進行轉移分配,包括救急、扶弱、濟貧等。

      人類發明國家的動因源于風險,至少風險是主要推動力之一。比如,前面說過,在中國遠古,大禹因治水(水災風險)、商湯因治旱而獲得建立國家并成為統治者的合法性,表明從一開始,建立國家和為民避險是連在一起的。在古希臘,城邦政府有一套應對饑荒等危機的方案,為民避險顯然是政府要務之一。印度教《摩奴法典》(Manusmrti,成書于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2世紀間)第8章28節規定,國王“必須關照赤貧婦女、無子婦女、無家婦女、忠誠于主的妻子與寡婦、以及病婦”。

      那么為什么現代福利國家在19世紀后期才逐步推出呢?其實,直到19世紀末,經合組織(OECD)國家花在社會保障(包含工傷殘疾、社會保險、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等)的資金占GDP之比幾乎都接近0,只有德國等少數國家例外;而至20世紀末,該比例通常達20%,有些國家甚至超過30%。至于福利國家先由工業化的國家發起,這不奇怪,因為工業化給離開農業進城的工人帶來與經濟周期、金融危機相連的失業等新型生存風險,越早進入工業化的國家,就越早有政治壓力推出社保福利。

      不過,雖然工業革命可以解釋社保福利為什么從19世紀后期開始增加,但還是不能解釋為什么政府福利沒有更早推出,尤其是中世紀后期的歐洲并沒像同期宋朝明朝政府那樣,把荒政作為首要責任之一。為什么呢?主要在于宗教,源于教會與國家的競爭關系,這又是歐洲、伊斯蘭中東跟中國不同的地方。19世紀前歐洲也有貧窮和災害、瘟疫、戰爭的挑戰,扶貧救災一直是教會的領地,世俗政府不得介入,所以,教會反對政府與其競爭。試想,如果政府利用強制力大舉征稅,借稅收救助貧困個體和遭災民眾,那么,世俗政府不就能快速消耗宗教組織的俱樂部產品之價值,奪走信眾嗎?對此,天主教、路德新教、加爾文新教等基督教各派的回應大為不同,所以,不同教派主導的歐洲國家走上福利國家的時間和路徑都相差甚遠。但其中的許多實證研究都表明:政府福利興起之后,不僅讓世俗政府取代了宗教,造成教會地位的萎縮,而且也導致多種社會資源的重新配置,使西方社會從原來以教會為中心轉變為以政府中心。也正是由于教會跟政府間的這種此消彼長競爭關系,在今天的美國,堅決反對大政府的主要勢力不是經濟學家,而是教會,盡管歐洲的經歷展示,政府福利消除了困擾眾多個體的風險挑戰,使暴力減少、社會和諧度提升。

      文明化秩序之路

      錢穆先生曾言:“一切問題,由文化問題產生。一切問題,由文化問題解決”。在每個社會,文化都是作為對某些更深層需求的回應,是內生創造,也在不斷應變;并不存在一個特定社會或族群所固有的、永遠不會改變的文化元素。誠然,一個群體文化的某些方面可能幾千年都沒有變化;例如,博康(Oana Borcan)等幾位學者發現,較早發明或采用農業的社會也更可能較早形成國家,這意味著某些文明元素的高度持久性,不會輕易改變;帕特曼(Louis Putterman)教授利用當今180多個國家的數據表明,1997年各國人均收入的差距有一半以上可以由一個國家多少千年前就采用農業及其地理因素來解釋,但是,一旦那些地理因素對社會存在和經濟成果不再那么重要了(比如,地理因素的重要性通過技術創新被削弱、風險挑戰被被新的避險手段解決),那么,這些文化元素也會被淘汰,或發生變化,以適應未來的新要求。

      每種文明都是各種創新的集合,包括文化、社會、制度與金融創新等。這些創新最初都是虛構的故事,但只要它們持續對當地社會有用,對建立社會的規則和秩序有貢獻,它們就會被逐步納入該社會的文化元素,成為其文明的一部分每個社會的文明秩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們為應對生存風險挑戰而創新的結果;由于從原始社會到現代,挑戰一直在不斷變化,因此增強人類風險應對力的最佳文化要素也在不斷變化。特別是在互聯網時代的地球村,地理距離的意義被大大淡化,所適用的文化元素就更是不同了。從石器的出現到福利國家、中央銀行、財政刺激的產生,這一系列貫穿歷史的人間創舉,雖然未必提升生產率,但卻一一強化了人類應對風險的能力,塑造了我們生存的方方面面。稍許遺憾的是,宗族、宗教、市場和政府福利之間本應該互為補充,以最大化人類應對風險的能力,可是,在各社會的歷史長河中,這些不同的人際互助與資源共享手段多數時候是相互競爭排斥。

      現在,市場和國家在很大程度上已取代了婚姻、家庭、宗族、教會,來應對自然風險和工業革命帶來的人造風險,這種轉型已經改變了人類社會。比如,作為社會制度的婚姻和家庭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結婚的人少了,離婚率高了,單親家庭多了,宗族也瓦解了;在各社會,教會的出席率和宗教信仰度也在持續下降,這種情況尤其在金融市場發達、政府福利完善的國家突出。英國人在19世紀后期發明了“中央銀行”這個"最后貸款人",成為對抗金融危機這種人造風險的主要工具;經過20世紀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完善,“中央銀行”已被世界各國采用,這把各個國家轉變為“貨幣國家”。經過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努力,各國也很快成了以積極干預主義為特色的"財政國家",于是,如果經濟危機帶來私人需求萎縮,政府就迅速進行干預,加大公共投資和政府支出,以保住總需求。

      正如2020年新冠病毒危機期間各國政府的大幅救助所表明的那樣,財政干預已經成為應對大小經濟危機的標準工具。換句話說,工業革命后的三大發明--福利國家、貨幣國家、財政國家--代表了現代社會應對新型人造風險的全套工具箱。這些發展將文明化進程推向新高,大大減少了暴力和戰爭的激勵,但同時也扭曲了財富分配和收入分配,導致財富更加集中于極少數人手中,強化社會的不滿和怨恨,制造社會動蕩與政治危機風險,給文明化進程帶來新挑戰。

      (作者系香港大學經濟學教授,文章發表時有刪節)

       

      耶魯大學教授,香港大學馮氏基金講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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